用暂且不说，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，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，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。

　　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，眼下其实还有一个“富农主义”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，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，程刚自然也少不了。

　　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，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，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，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，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，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，并蒙受巨量损失，不然的话，别说富农了，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。

　　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，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，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，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，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，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。

　　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，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，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，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这些不成熟、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，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，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　　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，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，即便有了程刚坐镇，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。

　　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，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，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，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。

　　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，程刚也只能甩出“你在教我做事？”的态度强行压制回去，凭借着更加丰富的经验，他倒也有这个底气。

　　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北上的数千人，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将会发挥的重大作用，所以鄂豫皖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，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北上支援的队伍。

　　这些人员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，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李润石和程刚的嫡系。

　　有了这批人作为后盾，当地同志即便再有意见，也必须尊重程刚的想法，这也是他得以反客为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。

　　说得不客气些，即使程刚拉下脸在这里搞起大清洗，也不是没可能做不到，甚至清完了地方派，马上就能拉来一批空降干部补充进来。

　　只不过程刚到底还是顾忌影响的，根本不屑于参与过于低劣的政治斗争（当然他也没得这个厚黑的本事），所以只能近乎费力不讨好地说服大家，依靠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模式，逐渐获得地方同志的认可。

　　在这方面他似乎还有一个半是优势半是劣势的特点，那就是程刚几乎可以算得上党内唯一一个“流动”干部，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定期在各根据地之间安全转移。

　　所以可以说各地都是程刚的基本盘，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盘，具体到鄂豫皖这边，既然知道程部长要不了多久就得离开，那么在此之前让他放一回炮，也就勉强能够接受了。

　　实际上在大多数同志看来，程刚更像是一位过来传授经验的老师，而非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，愿意听的就听，不愿意听的他也不会直接强迫，只是后果就得自己负责了。

　　于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些天里，当地的同志确实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博览广识，密集的争论反而将程刚的优势展现得更加明显，同时也避免了他缺乏政治经验的劣势。

　　但时间总是飞快，十二月五日，在众人不舍的挽留之中，他们公认的程老师带着精挑细选的两千余人，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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