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就会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。

　　谁赢，他们帮谁！

　　有成功希望的造反，他们才愿意帮助，没有成功希望的造反，他们反而要协助帝国镇压反贼，说不定还能捞一点军功。

　　王勃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想法，他虽然也想过做官，但意愿不是很强烈，属于那种，如果你求我做官，那我就做官，满足一下做官的愿望，你要是不主动过来求我做官，那我也懒得去求官，非常随意。

　　想做官，但不是很强烈地想，只是顺其自然。

　　洪州都督被他的文采惊讶到了，将他的《滕王阁序》抄写下来，还想挽留他。

　　不过，王勃婉拒了。

　　婉拒的原因不是什么淡泊名利，王勃虽然不是很在意功名利禄，但也还不至于淡泊名利，主要是他赶着去交趾探望父亲。

　　他的父亲，因为发表了一些“亲燕言论”，而被朝廷贬官到了岭南交趾。

　　王勃生长在大唐强盛时期，所以不会有“慕燕思想”，也从来不会觉得燕国是什么正统。

　　但是，中原老一辈的士族文人，他们生长在隋唐战乱年代，见证了燕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时刻，亲身感受到了百万大军被燕国杀得灰飞烟灭的时代洪流，当时又流行【燕国正统论】。

　　因此，诸如王勃父亲等老一辈中原文人，虽然有很多已经转变思想，开始把李唐视为华夏正统，但还有一些中原士族文人，依旧把燕国当作华夏正统，认为李唐是鞑虏蛮夷。

　　王勃的父亲，只是在一次酒宴上，喝醉了酒，酒后吐真言，提了一句，朝廷应该放开市场，跟燕国和好贸易。

　　然后，那些政敌们，就趁机把王勃父亲给举报了。

　　如今“反燕”是朝廷的国策，王勃父亲发表这种言论，无异于是抨击朝政，自然是要被贬官的。

　　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这是每一个从政者都要牢记于心的。

　　如果是在汉武帝晚期，有人敢说什么跟匈奴和好，那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。

　　有背景的也得进牢里待着，没背景的直接砍了。

　　也就天皇李治相对而言更仁慈些，只是贬官处理。

　　顺着水道（赣江），穿过五岭，来到了番禺（广州）。

　　这里距离帝国中心太远了。

　　正所谓天高皇帝远，距离天子越远，朝廷的约束力就越低。

　　如果说，洪州的走私还是小规模，那么番禺的走私就非常猖獗了，市面上充斥着名为“大食香料”的燕国香料。

　　当地官员们，为了政绩和赚钱，也是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　　商人们以进口大食香料的名义，搞走私赚钱，自然是要缴纳商税的。

　　地方官的政绩，无非就是这么几种：稳定、人口、粮食、税收、基建。

　　最重要的，其实是稳定，也就是不能发生民变，一旦发生民变，其他政绩再好，那也是无用的。

　　增加人口、粮食增产、税收变多、用徭役搞基础设施建设，这些都属于政绩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地方官一方面要增加税收，为朝廷从百姓身上多捞钱，另一方面又要安抚民心，不能因为捞钱太狠而出现民变。

　　单纯捞百姓的钱很简单，加税就行，单纯安抚民心也很简单，减税就行，但是既想要捞百姓的钱，又希望百姓不会有怨言，这就很难了，这种事情需要进行巧妙地微操，在百姓爆发怨言的临界点之前，尽可能地多捞钱。

　　至于怎么掌控这个民怨临界点，就需要每一位从政者自己的经验心得了。

　　这也就是在大唐做官的难处了，朝廷希望你多多从百姓身上捞钱，然后上交给中央，同时又希望你能安抚百姓，让百姓不会对朝廷产生怨言。

　　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！

　　而纵容走私，只要没有被中央发现，其实就是番禺官员们，最容易增加政绩的办法。

　　一方面，税收增加了，另一方面，百姓也不会产生怨言，简直一举两得，唯一的缺陷就是“有一点点风险”，一旦被长安朝廷发现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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