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方面严格新工人的准入条件，另一方面妥善安置这些被淘汰人员返工复业。
但想要做到这两者都不容易，各个工厂本来就缺人，而且因为程刚的大量投入，其扩张速度远超乎自身培养人才的速度，必须大规模吸收外来人员进行补充。
而妥善安置也不是那么好办的，让他们重新务农就必须分配土地，回到手工业就必须安排岗位，可但凡地种得好的，手上有点技术的，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，反过来讲，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，自然也不用多说了。
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，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，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，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，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。
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，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，后世的“精准扶贫”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。
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，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，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，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，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，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，在李润石的指导下，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，尝试解决办法，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。
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，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，撑起了不小的架子，所以才会遇到这些“幸福的烦恼”，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，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。
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，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，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，设想上确实不错。
可根据程刚的了解，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，强行上马的结果，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，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，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。
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，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，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，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，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。
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，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，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“许多生产是荒芜了，木子(梓)无人收，山林无人禁，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，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。”
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，吸取了这些教训，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。
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，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，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，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，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，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。
当然了，这些制度有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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